文苑丨卢新华与"伤痕文学"的应运而生

李辉新三届 2019-01-04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原题

恢复高考，拉开时代转换的大幕

作者：李辉

原载微信公众号六根

又进复旦校园。

每一次回到母校，总要走到当年住过的学生宿舍四号楼。打量楼房四周，缓步走廊，伫立宿舍门前，一九七八年的诸多场景一时间又奔至眼前。

我们中文系七七级，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初入校，被安排住四号楼，一住整整四年，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离开。在学校，每个班设有一个信箱，我们文学专业的信箱序号为“七七一一”，自此，这一序号成了班级代名词，同学们称呼至今。

卢新华肖像，罗雪村画

同学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一九七八年四月率先在这里亮相，随之由《文汇报》发表，顿时轰动社会。

《伤痕》之后，反映“文革”带给民族伤痛的文学作品，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古华的《芙蓉镇》等，如井喷而出。

卢新华与“伤痕文学”代表人物刘心武、王亚平合影

《伤痕》之前，已有刘心武的《班主任》问世，在时代转换之际开文学揭示精神伤痕之先声，但是，卢新华的这一小说，因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篇名更通俗、明确，故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入住四号楼时，没有哪个同学能想到，眼前普普通通的一栋宿舍楼，很快就将与当代文学史，与时代的替换转折，有了密切的、引人注目的历史关联。

七七级学生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参加高考，顺利进入大学，的确是同代人之中的一个幸运群体。

至今，我依然难忘在十二月阴冷天气中走进考场的场景，当年的准考证、大学寄来的报到须知，也珍藏至今。就我个人而言，当年参加高考时，并不清楚这将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契机。

这一年，我二十一岁，已离开农村，招工到位于县城的一家大型省直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然后被分配到工厂子弟学校当一名教师。

当时，这可算是返城知青获得的一份颇为不错的工作。从获知恢复高考消息到参加高考，其间仅相隔两个多月，既来不及准备，更无从考虑高考之后的未来。

虽然内心存有读书渴望，但并无急于改变现状的想法与需求，这与那些仍滞留农村的知青，或返城后工作条件不好的考生相比，情况尚有不同。

现在回想，之所以参加高考，很大程度上自己有不妨一试且含有“玩”的心态。自小生活在乡下和县城，一直向往远处的世界，常在手边翻阅的是一本中国地图，总幻想着能走进早在地图上不断抚摸的一个个地方。因此，填大学志愿时，我选择的学校都在湖北省之外：上海、南京、广州……

七七级学生之中，与我情况类似的人想必不在少数。卢新华比我大三岁，参加高考时已是南通柴油机厂的油漆工。之前，他没有下乡当知青，而是在部队当兵，曾是一名侦察兵的班长。

卢新华肖像，罗雪村画

从他生活的环境与条件来说，也并没有必须改变工作的紧迫性。紧迫或者无所谓，明确或者懵懂，无论怎样，一个极其壮观且带几丝悲凉的历史景观，出现在一九七七年冬天的中国——几十万考生，含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七年前后十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其中还有少量初中毕业生），结伴走进同一年的考场。

于是，政治解冻，訇然洞开——平反冤假错案；为地主、富农等阶层的子女摘帽，数以千万计的人拥有了平等的公民身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重新得到重视……高潮迭起，热流涌动，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九年的一切惊奇与轰动，都为一九八十年代做了最好的准备和铺垫。

七七级学生进校之后，两三年之间，复旦校园就仿佛是一个偌大舞台，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观念变化之迅疾，新旧交替的内容之丰富，令人目不暇给，连气都喘不过来。

一些教材来不及确定，派上用场的是油印课本；上党史课，一个星期前彭德怀还被说成是“反党集团”，一个星期后便传来为他平反的消息；第一次实行地方人大代表竞选，关系融洽的同学，一夜之间变成竞选对手，各自拉起竞选班子，在校园里公开演讲，发表竞选宣言；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因见解不同而针锋相对，难分高低；学生自己创办文学刊物，出版后，结伴走上南京路，沿街发售……

时代替换的场景中，卢新华与他的短篇小说《伤痕》应运而生。

走廊墙上的《伤痕》

准确地说，卢新华完成《伤痕》的写作，距住进四号楼还不到三个月。此时，同学之间刚刚认识，远没有达到熟悉与了解的程度。

初开学时，我们班有四十余人，随即又扩招一批家在上海的同学，达到七十一人。 “七七一一”年岁普遍不小，其中三十岁左右者占较大比例，使得全班平均年龄大约在二十六岁。同学中，有好几位早在入校前就已经发表过诗歌、小说，甚至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作家。

正是这一原因，入学伊始，文学写作成了“七七一一”最热门的话题，当一名作家是不少人的梦想。当然，初入复旦，大家都不会料到，一炮打响，率先梦想成真的，会是这位外表大大咧咧、喜欢说笑、喜欢“打嘴仗”的卢新华。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三十年后，他在《<伤痕>发表前后》中回忆往事：

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录取的大学生，我那时刚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们意气风发，成立了几个兴趣小组，我写过诗，理所当然被分到诗歌组，后来才“跳槽”到小说组。当时班级要办一期墙报，每人必须根据自己所在兴趣小组交一篇相应的作品。我之前没写过小说，写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框架大致是写一个女青年，在母亲被四人帮打成“叛徒”后信以为真，选择与家庭决裂。在与家人断绝联系的9年里，她在革命、狂热和继之而来的消沉、挣扎、孤独、彷徨中煎熬。恋人由于她的家庭问题不能上大学，两人被迫中止交往。最后历史和她开了一个玩笑，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知道母亲蒙冤。在经历一番内心的忏悔和挣扎后，她赶回家中，不料刚获平反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这个王晓华完全是个虚构的人物，不过她的模样是根据我当时的恋人、现在的妻子描摹的，稿子最后也是在她家小阁楼上一台缝纫机上写好的。那天晚上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扔下笔才发现自己哭成了泪人。

后来，这篇习作经过我们小说组组长倪镳之手，贴到了班级墙报的头条。

我当时把小说交出去后并没放在心上，两三天后的清早，忽然听见宿舍门口人声嘈杂，打开门探头一看，原来很多人正围着看我那17张稿纸的《伤痕》。以后一连好几天，墙报栏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还有同学边看边抄，泪水不断洒落在笔记本上。直到《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墙报栏前读者始终络绎不绝。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成了复旦一景。

（载《京华时报》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他的回忆大致不错。二月开学之后，写作课是率先开设的课程之一，同学们根据兴趣分成几个写作小组。我分在散文组，刊登卢新华《伤痕》的同一期墙报上，我也提交了一篇散文，写走进大学的激动，篇名为《奔腾吧，心中的长江》，这篇文章保留至今，留下自己入校后的习文痕迹。

与其他同学相比，入校前我虽喜欢写作却毫无文学根底，当时，自己的习作混在那些优秀作品中间，读来令人汗颜不已。如同是在懵懂中参加高考一样，所谓写作课与作家梦，在我依然是在懵懂中。作家梦与己无关，“七七一一”开始最初的文学竞赛时，我只是一个相对隔膜和不够资格的新生，充其量，机缘巧合成了一个亲历者。

“七七一一”的墙报栏名曰“百花”，在楼梯旁边，从二楼走下来，迎面墙上就是它。我的房间在一楼北侧的最东头，卢新华房间在隔壁，紧邻楼梯，推开房门，即可看到墙报前的阅读者。他所说的一时轰动，当时的确是一楼走廊上的景观。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伤痕》

知道《伤痕》轰动全国，是在暑假期间。《文汇报》八月十一日，以整版篇幅发表这篇小说，此时我正在湖北随县家中度假。我去看望中学的江舜华老师，她家桌子上，正放着这一天的报纸。江老师的父亲过去是鄂西一带基督教会的著名牧师，这一家庭背景，一直是江老师与姐妹们无法卸掉的历史重负。

她激动地举起报纸：“这篇小说太感人了，你得好好看看。”我接过报纸，才知道是卢新华的《伤痕》。“卢新华是我同班同学。”我当即颇有点儿骄傲地告诉老师，她竟一时不敢相信。

返校途经武汉，去看望湖北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夏宏琛老师——我在农村参加知青函授时的辅导老师，曾带我走进大山，采访一位尚未回城的武汉“扎根知青”。夏老师夫妇，一位在大学当老师，一位在省博物馆当馆员，女儿正准备第二年的高考。小说所述，他们感同身受，谈到王晓华与母亲最终未得一见的伤心处，夏师母落下眼泪。

《伤痕》引发辩论，

“伤痕文学”呼之欲出

连环画《伤痕》不同版本

研究《伤痕》等“伤痕文学”的专著

秋季开学，卢新华一下子成了轰动全国的明星。我是班上的邮差，每天负责去“七七一一”信箱取邮件回来分发。这个学期，收信最多的，当然一直是卢新华。

新的学期，住二楼的七五级同学已毕业离校，我们从一楼换至二楼，新入校的七八级同学住进一楼。搬到二楼后，“七七一一”不再办墙报。可是，就是仅仅出过几期的这一“百花”墙报，却因《伤痕》而不断被提及。

《伤痕》也成了复旦校园的热闹话题。某日，中文系在一个大教室里举行《伤痕》辩论会。大家围在一起，中间放一张桌子，赞成者，不满者，站上去，各抒己见，平等辩论，气氛活跃而热闹。

一九七八年“十一”期间同学到到上海嘉定参观，我与刚发表《伤痕》的卢新华合影

“七七一一”女同学颜海平，是《伤痕》的极力推崇者，对小说评价甚高。进校前，她是上海杨浦区工人文化宫的话剧演员，颇具表演才能的她，站在桌子上毫不怯场，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颇让大家眼睛一亮。

她曾在复旦话剧团公演的《于无声处》中出演女主角，随后，自己创作话剧《秦王李世民》，在戏剧界大获成功，继卢新华之后，她成了“七七一一”的另一位文学明星。

颜海平演说结束跳下桌子，只见另有一人蹭地一下跳了上去。他不是学生，而是一位中年人。他很健谈，声音洪亮如钟，低沉时也有穿透力。他赞同小说对时代伤痕的描写，但认为《伤痕》中的人物太软弱，逆来顺受，不是典型人物……具体的话我已记不清了，但他那副可爱、较真儿的样子令人难忘。

他便是吴中杰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讲授鲁迅。现在想来，他当时不过四十出头。

后来才得知，站在桌上的吴老师，“文革”初期是复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第四号头头”，所谓“黑军师”、“黑高参”，在上海高教界可谓一位“风云人物”。他为此经受磨难，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未低头。

如此经历，如此性格，他对逆来顺受的王晓华形象感到不满，不相信眼泪，相信坚强，似属必然。

《伤痕》结集出版

《伤痕》结集的英文版

喝彩也好，不满足也好，《伤痕》毕竟成为一九七八年中国文学的一大景观。敏感的卢新华堪称一位时代“弄潮儿”，《伤痕》所构思的知青王晓华与“叛徒”母亲之间的隔膜、疏远与无情的情节，正是对“公民歧视”历史背景下家庭悲欢离合、心灵伤痕累累的文学再现，而他选择的煽情的叙述风格，在千万人期盼命运转机时，催落多少家庭泪水。

此后，更多、更优秀的“伤痕文学”作品出现，与之相比，《伤痕》在结构、叙述风格与语言等文学要素方面存有差距，但谁都很难有《伤痕》式的全国性轰动。就文学的社会影响功能和推动历史作用而言，《伤痕》的成功无法复制。

怀揣入学通知书走进复旦，再携《伤痕》从四号楼走向全国，在告别“公民歧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行进中，卢新华成了一个历史环节的演绎者。

随着“伤痕文学”的命名，之后，“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渐次延伸，蔚为大观的“新时期文学”，以丰富多彩的面貌向我们走来。

一九八二年二月毕业分配，我来到《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一九八四年岁末采访第四次中国作协会员代表大会，我在《北京晚报》发表“伤痕文学”终获肯定的报道。全文如下：

1984年12月30日《北京晚报》关于“伤痕文学”的报道

1991年与张光年谈周扬

文学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节奏
张光年充分估价伤痕文学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李辉）如何评价1978年前后出现的“伤痕文学”，近几年来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议，因而这一文学现象，未能得到充分的论述和肯定。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在昨天下午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对这一文学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伤痕文学”的大批作品出现的时间，恰恰是在1978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文学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节奏的表现。

张光年认为，“伤痕文学”当时一下子打破了当时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带着锁链跳舞的过渡性局面，使整个文坛骤然生动活泼起来。他用这样的字句概括“伤痕文学”：“依我看，就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是遵奉党和人民之命，积极地投身思想解放运动，实现拨乱反正的时代任务的文学。”

张光年说，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充分地估计所谓“伤痕文学”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中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作用。

张光年的这些话，是在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中说的，这篇报告共二万余字。

（载《北京晚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